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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通过从经验中学习，我们也在不断的发展——而不仅仅是发掘——自己的性格。我们一辈子都在培养自己的特征。随着岁月日增，我们开始探索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性格也变得稳重而协调。回想起来，我这个人主要是个“内行”，喜欢思考和知识，但渴望多过点“联系者”的生活，同时憧憬成为“推销员”。然而，通过对自己和一些成功企业家的研究，我还发现，激情能把最不可能的人造就成“联系者”和“推销员”。只要你真的想干，你能学会任何事。但我真正的麻烦并不在于前半辈子选错了工作，而在于我对自己做的事感受不到足够的激情。

幸运的是，我找到了我的夫人。只要她愿意，她就是个天生的联系和推销高手。这叫她的老伴越变越懒。她小时候在奥地利呆过一段时间，说得一口好德语，这也就是说，我不用学了。我们经常因为太过依靠自己的伴侣的技能和天赋，丧失了自己的技能。一旦彼此分开，我们会不知所措，啥也做不好。

懒惰也有其他的形式。一位妇女向我倾诉过她的第一段婚姻是多么空虚。她丈夫结婚几年后发现自己不能生育，消沉失望得整整一年没跟她说过话。“度蜜月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事儿不妥”，她说。“那你为什么还要嫁给他呢？”我问。“有点像骑虎难下吧。”她告诉我，“当时我们在国外，我父亲先回英国准备搞一场盛大的婚礼，火炬、烟花、宾利车，一切的一切。我只能跟着它跑了。”实际上，她跟前夫相敬如宾地过了13年。直到碰上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她才投入到全新的生活中，形成了更为完整的新性格——现在还有了女儿。向人生妥协，只会让你浪费大量的时间。

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国际商学院组织行为学教授伊瓦拉（Herminia Ibarra）访问了39位成功人士，研究他们是如何彻底改变人生的。在这些人里面，有人从文学教授变成了股票经纪人，也有人从投资银行家变成了畅销小说家。伊瓦拉认为，成功的人生并不是在行动之前就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而是与此相反，只有行动、实践、质疑、再次行动，你才能发现自己是谁，是什么样的人。我的经历也是这样的。我的个性一部分来自遗传，一部分来自早年的经历，但直到我们探索了更多的可能性之后，它才最终成形。我们应当多朝第4扇隐藏的窗格里看看，并逐渐带它走向光明。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可或许等到我们辞别人世的那一刻，我们对自己、对他人，再也没有隐藏的一面。

我现在觉得，人生，就是对自己性格的探索。要是一个人，直到死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擅长做什么，那是何等的悲哀啊。人生之旅就像是攀登一种个性的阶梯，在此过程中逐渐证明自己、发现自己。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之称为需求层次。对我来说它更像是梯子，第一档是生存。我们出了巢能独自飞翔吗？我们能挣得一份口粮、养活一家老小、保住工作或取得资格吗？接着，等生存问题解决了，我们就需要表达自己，以某种形式从他人之中突显出来，建立起独立的人格。对大多数人来说，中年成功就意味着跨过了这一道坎，但阶梯还没到顶。我们依然渴望在世界上留下自己的印记，让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的存在而有所不同——不管是好还是坏。因此，这就是阶梯的最后一档，“奉献”。为了让我们个人的名声得以不朽，让人们永远的怀念我们，我们投入到一些比自己更宏大的事业中去。有人把马斯洛的层次理论欢了个表达方式，认为生存、学习、热爱和留下遗产，构成了美好的人生。我喜欢这个说法。它抓住了我人生尝试的要义。

奉献不必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对很多人来说，最好的遗产就是他们养育的孩子。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他们从事的工作，他们开创的事业。还有一些人，则是他们拯救的生命、他们教育的孩子、他们治好的病人，甚至是他们修建的花园。说到底，后世能记得谁，关键不在于那人挣了多少钱，而是在于他怎么花的钱。这个认识能叫人头脑清醒。假如墓碑上写着，长眠于此的躯壳曾挣了几百万，后来的过客想必不会动容。只有知道这几百万到底干了哪些事情，才能给人留下印象。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光是想想自己能完成多少有意义的事，恐怕都是件傲慢自大的事。但或许又并非如此。我的书会化为灰烬，我的思想终被遗忘。这些，我都知道，可我仍然奋笔疾书，仍然诲人不倦。这是为什么呢？我想，这是因为我希望在告别人世之前，填满那扇神秘的窗户，发掘自己性格的每一个方面。这本书本身也属于探索我完整人格的部分尝试。它就像是一场旅行，穿越了我人生中的各个不同的查尔斯.汉迪，再加上我一路所学得的知识。我知道自己到底是谁吗？我想就算我知道一些，恐怕也谈不上全面。或许还有更多的我将要出现。艾略特曾说过，“不可停止探索。探索的终点便是起点。就让我们重新认识它吧。”然而，当我们停止探索时，我们或许就快死了，可我，却还没有做好准备。

杰夫.斯科尔（Jeff Skoll），是eBay的两位创始人之一。他讲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天，他父亲带回家一个坏消息：医生诊断他的了癌症晚期。父亲对当时才14岁的小杰夫说，自己并不怕死，只是觉得太过遗憾，他还没把人生中认真想做的事做个遍。换句话说，他害怕自己还没尝试过生活的所有可能就死了。幸运的是，杰夫的父亲碰上的是误诊，他还有机会。可换了我们其他人，大概就没这么走运了吧。

（节选自 查尔斯.汉迪自传）

原来理解的“以德服人”的德只是品德的意思，最近看了些书，突然明白，这个德的第一层意思是“是否能发现和发挥他的天赋”的意思。就像后汉朱穆说：“得其天性谓之德。”唐韩愈《原道篇》里说：“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

想想也对，如果你想让人服你，你做出来的事情就得比他牛，要想做得比他牛，如果大家投入的时间是差不多的话，你得比他在这个事情上有天赋或有经验。

想通了这一点，对我的很多想法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因为这个想法太重要了，所以，我把这段时间读到的与这个有关的内容分享给大家。

南方周末　  　2007-04-19 15:00:03

　　中美营养专家谈膳食结构与“富贵病”问题
　　在饮食问题上，中国不应重蹈美国覆辙
　　□本报记者　赵小剑
　　一项样本涉及中国24个省65个县(后来扩展到69个县)6500多人，有关膳食、生活方式与疾病之间关系的研究调查———中国健康调查从1983年开始拉开序幕。这项规模庞大、内容全面的调查由康奈尔大学、牛津大学以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合开展。这次调查的结论是什么？膳食与疾病之间有着怎样的微妙关系？
　　这次调查的主持者与领导者———美国康奈尔大学终身教授柯林·坎贝尔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陈君石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坎贝尔：“为了健康，让我们多吃植物吧”
　　被誉为“世界营养学界爱因斯坦”的柯林·坎贝尔教授是在美国农场长大的。在他的童年中，牛奶、奶制品和牛肉是像空气一样伸手可得的食品。然而现在，坎贝尔教授继续坚持着他几十年不变的习惯———拒绝牛奶和牛肉等高动物蛋白类食品。不仅如此，他太太和他们的五个儿子、五个孙子都不吃奶制品。已过古稀之年的坎贝尔看起来精神矍铄，思路清晰。难能可贵的是，他拥有美国人为数不多的匀称身材。他将这些均归功于常年享用植物性食物的功劳。
　　南方周末：你是农场主的儿子，为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拒绝肉类和奶制品？
　　坎贝尔：我在康奈尔大学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如何找到更好的方法，让奶牛和羊长得更快。那时我还处在一种思维定式中，并且试图通过鼓励人们摄入更多的肉类、牛奶和鸡蛋来改善健康。这种想法和我在农场的生活经验是吻合的。后来，我负责协调一项在菲律宾开展的研究项目的技术援助。该项目的部分工作是研究当地儿童中肝癌的高发病率。科学家猜测，这个现象与摄入霉菌产生的黄曲霉素有关。然而我却吃惊地发现：那些蛋白质摄入量最高的孩子却最容易患肝癌，这些孩子通常出身于最富裕的家庭。
　　而后，为了搞清蛋白质在癌症的发病机制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进行了一组针对大鼠的动物实验。这项实验表明——至少在大鼠身上证明：低蛋白膳食能抑制黄曲霉素诱发的癌症，调整蛋白质的摄入量，可以激活或者抑制癌症的发生和发展。在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并不是说酪蛋白本身致癌，而是它水平的高低，可以激活或者抑制癌症的进程。
　　正是这些研究项目使我逐渐意识到，吃植物性食物为主的膳食能够给人的健康带来什么样的好处。由此，我和我的全家逐渐告别了动物性食物。
　　南方周末：为什么选在中国的农村进行这项大型的膳食与健康的调查？你们调查的结论是什么？
　　坎贝尔：当我和陈君石教授开始进行中国营养调查的时候，那是在20多年前。中国农村的膳食结构和世界上许多地方都不一样。这本身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认识疾病与膳食之关的关系———西方的饮食中充满了肉和脂肪，而中国主要是以植物为主，这样作为研究者，我们就可以构建一个完整的食物谱与疾病谱的对照系。
　　在中国健康调查中，我们发现维生素C和癌症发病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血液中的维生素C水平比较低的时候，这些家庭的癌症发病率比较高，这些癌症包括白血病、鼻咽癌、乳腺癌、胃癌、肝癌、直肠癌、肺癌等等。
　　中国某些地区的胃癌、食管癌和鼻烟癌发病率非常高，是因为中国这些地区的人喜欢吃腌制品，腌制品中的盐含量很高，过高的盐分把胃壁表皮的细胞杀死了，容易被各种细菌侵袭，长此以往就引起了癌变。
　　总体来说，这项调查的重要发现就是：动物性食物摄入量最多的人，慢性病(包括各种肿瘤)也最多，而那些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人群身体最健康。
　　南方周末：你鼓吹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膳食结构，人会不会因为总吃植物而身材矮小、发育不良呢？动物蛋白不是可以使人长得更加高大强壮吗？
　　坎贝尔：在中国健康调查中，动物蛋白的摄入的确与长得更为高大强壮有显著的相关性，但是也与血液总胆固醇水平相关联，体重不仅与动物蛋白摄入量有关，也与肿瘤、冠状动脉心脏病的发病率显著相关。
　　历史上，人们好像一直很喜欢动物蛋白，认为它的效力更高，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动物蛋白因为使用效率高、吸收好，所以就让人长得更快，但是如果你得了癌症，也会使癌症和其他病毒长得更快。所以说太多的动物蛋白容易刺激心脏病、糖尿病和癌症的形成。
　　南方周末：家族中有人罹患癌症的人，也能够通过吃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膳食来避免癌症在自己身上发生吗？
　　坎贝尔：基因并不是在所有时间内都会完全表达，如果这些基因没有被激活，或是没有表达，它们就一直会呈现生化惰性，不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任何影响。营养是决定基因是否表达的重要环境因素。导致癌症的基因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蛋白质摄入量的影响而被激活或者关闭表达。
　　已有数十项研究表明，当人迁往异地以后，他们的疾病的发病率很快就会与当地人群的发病情况趋于一致。他们的基因并没有改变，但仍会得上当地人群所患的各种疾病，而这些疾病往往在他们的原出生地是非常罕见的。
　　南方周末：现在市面上有许多维生素补充剂，许多维生素补充剂都声称自己可以补充人们摄入维生素的不足部分。对于不太爱吃菜的人来说，吃维生素补充剂是否能够有效地补充维生素？
　　坎贝尔：单纯依靠维生素药片来补充维生素是“科学简化主义”的典型体现。这并不是说维生素不重要，相反，维生素非常重要。但是只有当你以食物的方式摄入纯天然的维生素，而不是以营养补充剂形式摄入维生素时，维生素才能真正发挥健康保护作用。
　　南方周末：据我所知，美国的健康食品(比如低盐、低粮、低脂肪、低胆固醇)的食品都比垃圾食品贵，这是为什么？
　　坎贝尔：美国人存在两个大问题，一是摄入了太多的动物脂肪，二是吃太多人工产生的食品，比如罐头之类的。美国正在迅速成为这个星球上体重最重的民族，糖尿病的发病率也在急剧升高。大约每13名美国人中就有一人患糖尿病，而每三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人最终死于心脏病。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政府鼓励人们吃。为什么政府会鼓励人们吃垃圾食品呢？因为政府与企业是相互关联的，政府的选举必须得到大企业的支持。游戏规则是由有钱人制定的。企业界具有非常强大的力量，影响也十分深远。
　　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使小孩子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形成了爱吃垃圾食品的习惯。大约有20％到25％的接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人接受了科学的膳食观，他们就会吃得更加营养和健康。
　　南方周末：十几年前中国还很穷，现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谓的富贵病也越来越多。饮食跟着经济发展走，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吗？
　　坎贝尔：不一定，但是我们看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发达国家曾经犯下的错误，这是很让人难过的事情。今天也许我们应该有机会避免重蹈覆辙，因为现在信息技术如此发达，我们能够更好地交流。
　　陈君石：“理论上是可以的，实际上很困难”
　　南方周末：请您谈谈当时中国健康调查这个项目开展的情况？两个国家相距万里，你们两位教授怎么走到一起？
　　陈君石：这个项目的起因就是因为看到中国和美国人在吃饭和疾病方面的差别都很大。中国各个地区的人绝大部分是汉人，几乎不存在遗传因素的差别，那必然是环境因素造成的差别。而膳食是环境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1980年我在康奈尔大学做访问学者，在坎贝尔教授的实验室从事膳食与肿瘤的研究，我们共同设想在中国开展一项大规模的流行病学研究来探讨一下人们的饮食跟癌症和其他慢性病到底有什么关系。
　　通过这样一次空前规模的调查，我们得出的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用中美两国的膳食与疾病状况进行对比，我们一致同意中国人传统的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膳食，也就是说粮食、蔬菜、水果、豆类为主的膳食比起美国的典型膳食，以动物性食物为主的膳食———鸡、鸭、鱼、肉、蛋、奶为主的膳食更有利于人们的健康，更有利于预防和控制慢性疾病，包括癌症、糖尿病、高血压、中风等等。
　　南方周末：你们做的调查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针对中国农村，现在二十几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尤其在城市，“富贵病”似乎正在追随美国的趋势。你对此有何体会？
　　陈君石：当时我们得到的数据是，65个县农民的平均胆固醇水平的高限，正好接上7个已经公开胆固醇指标数据的国家的最低线。我们第一次调查是在1983年，最后一次调查是在1989年，只差6年，就可以看出，血胆固醇水平已经上来了。可以想象现在水平只会更高。2002年的全国营养与健康调查，发现血脂异常的情况很严重，尽管我们的慢性病发病率仍然比西方低，但是和过去比较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增长。中国现在有两亿多人超重、1.6亿人患高血压、4000万人患糖尿病，说明我们整个生活方式在改变，在西方化。
　　南方周末：你如何看待中国人生活方式的西方化？
　　陈君石：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在做中国健康调查的时候，美国的社会学家就问我们：“你们能不能从我们的教训中得到启发，不要再重蹈我们的覆辙。”我说从认识上，从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实际上很困难，因为当人们口袋里有钱的时候，要说服人们不去买肉不容易。吃肉，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上讲是一种生活富裕的象征。
　　南方周末：当时的中国健康调查中，你发现营养不良的人群比例高不高呢？
　　陈君石：有，但是不多。今天我们提倡吃植物性为主的食品，并不等于说中国没有营养缺乏了。你看2002年的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调查报告就会发现，我们面临着营养方面的双重问题———营养缺乏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同时又面临着营养过剩。而我们缺乏的营养并不是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而是维生素、矿物质不够。这是比较普遍的问题。

南方周末　  　2007-04-19 15:20:43

　　■夜读札记
　　□苏亦工
　　《梁漱溟的最后39年》　刘克敌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年4月，28元
　　儒家要求民对君、下对上、幼对长应尽的忠孝义务等道德观念至迟在曹魏时就写入了律典，早已固定化为法律的基本原则了。但是儒家要求君对民、上对下、长对幼应尽的宽仁、慈惠、友善义务等道德准则却迟迟未能形成法律的条文，所以人们至今还在津津乐道那些“雅量”故事……
　　年前老母从其友人处借得《梁漱溟的最后39年》一书，我拿过来一翻，见其中有一章的题目是《“雅量”之争的余波》。“雅量”之争我倒略知一二，好奇的是“雅量”之争居然还有个“余波”，这便勾引得我读了起来，没承想竟因此通读了全书。
　　“雅量”及其“余波”
　　那书中所说的“雅量”之争，指的是在1953年9月全国政协的一次会议上，梁漱溟发言呼吁领导党善待农民，招致毛泽东的反唇相讥和严厉批判，双方为此发生争执，梁提出要考验毛泽东有无接受批评或进行自我批评的雅量。但凡读过《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人，大约都知道此一事件的梗概，我就不在这里赘述了。
　　至于那所谓的“余波”，若不是看了这本书，倒还真的不知道。原来是有一位名叫田仲济的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在1962年写了一篇题为《雅量》的杂文，据说是针对郭沫若的翻案话剧《武则天》而写的，根本与梁毛的“雅量”之争毫不搭界。不料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山东省党政领导的注意和调查，其后田在“文革”中又多次为此遭到批斗，罪名是影射攻击毛主席对梁漱溟的批判，为梁鸣冤叫屈云云。
　　区区“雅量”二字竟然引发了那么大的一场政治风波，甚而还产生了“余波”这样的连锁反应。掩卷思来，总感到有点诧异和费解。
　　“雅量”实可与宽容互训
　　“雅量”从语词上看有二意，一指善饮，疑应是其本意；二指宽宏的气度，料当是其引申义，如今最常用的多是这个引申义。《现代汉语词典》列举的例句是“要有倾听批评意见的雅量”，前述“雅量”之争的“雅量”正是此意。田教授在其文章中赞颂武则天有倾听批评意见的雅量，她读了骆宾王讨她的檄文后非但不生气，反而还很赞赏其才华。可见田所说的雅量正与“现汉”的例句同指。
　　《世说新语》中有一个“雅量”门，记录了42则三国两晋刘宋时名士们的雅量故事。不过刘义庆所说的“雅量”，多指气度非凡、镇定自若、宠辱不惊、喜怒不形于色等等高尚恢宏的品行情操，与前述“现汉”例句的用法还有一定的区别。
　　《清稗类钞》中也专设有“雅量类”一门，收集了98则清代名人的雅量故事，从“清太宗(皇太极)释张春”讲到“李(鸿章)文忠举手谢过”等等，大都是皇帝如何优容臣下，权臣怎样礼敬僚属的逸闻趣事，有些读来甚至堪与武则天的雅量故事相媲美。可见词语也有个演变的过程，越到晚近，“雅量”的含义越贴近“现汉”的例句。用当今的流行术语来诠释，雅量实可与“宽容”互训，且多含有上礼下、贵容贱、长宽幼的意蕴。
　　韩复榘居然很有“雅量”
　　雅量是中国文化的一种传统价值取向，中国历史上曾经出过不少卓有雅量的人物，当然大都是些明君贤臣之类的上流人物。最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民国年间，曾广被讥笑为大草包的军阀韩复榘，居然也很有些雅量。据曾在韩手下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的何思源先生回忆，当年省财政要削减教育经费，他愤然找韩当面抗议，态度相当强硬：“这不是我个人的事，事关后代青年。主席要我干，就得这样，不叫我干，我就走路！”韩非但没有被“触怒”，反而起身对他说：“决不欠你的教育经费，你放心吧！”果然，韩统治山东期间始终信守诺言，教育经费不仅从未拖欠过，反而年年增加，也从未向教育界安插过一个私人。韩的嫡系亲信们合谋要排挤何下台，结果碰了个大钉子，韩说：“全省政府只有何某一个人是山东人，又是读书人，我们还不能容他，不要越做越小，那样非垮台不可。”(何思源：《我与韩复榘共事八年的经历和见闻》，载《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中华书局，1963)说来也巧，梁漱溟当年在山东搞乡村建设也是借重于韩复榘的鼎力支持。看来像韩复榘这样的一介粗莽武夫也不是不可能有点雅量的。
　　类似的故事要细数起来还真的不少，人们至今仍是津津乐道于许多大人物的雅量趣事，有些还传为佳话。前不久在网上又读到一篇小文，题目就叫《说“雅量”》(原载2001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讲到郭沫若、阳翰笙、彭德怀等几位现代名人的雅量故事，也批评了当今一些“星儿”、“腕儿”，特别是“官儿”们缺乏雅量的劣迹。作者认为：“在雅量的背后，实际上反映的是一个人的素养和品行。”在他看来，能否拥有雅量，关键靠三点：一是平等的待人态度；二是宽阔的胸襟；三是宽容的美德。“而如今一些人之所以难有雅量，除了外部环境的影响外，更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在于以上几个方面的修炼不到家，素养与品行上尚欠火候吧。”
　　应当说这篇小文对“雅量”问题的概括和分析还是很精辟的，稍有良知者读到后应会有所警醒、有所鞭策吧？可问题又来了，若是那些最需要具备点雅量的人读了之后无动于衷，还是我行我素，甚至干脆不读；抑或更有甚者，连写《说“雅量”》之类文章的作者们也一并抓起来批倒批臭乃至杀个精光，我们又能怎样呢？
　　“雅量”只是一种对统治者的道德约束
　　田仲济教授在他那篇文章中说：“我们民族传统是以具有雅量为美德的。”他说得不错，雅量原本属于道德范畴。一个人有没有有雅量，有什么样的雅量，主要靠他的内心自觉，而不是外力强制，这点与法律不同。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传统道德和文化总想给居上位的领导者或统治者们设定一点道德约束，“雅量”应该就是其一吧。因此，长期以来，国人便始终期望着当权者们个个都是富有雅量的政治家。陈寅恪先生所谓“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应该也有这层意思，即总是将顶尖的政治人物理想化为道德楷模，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便是这种理想的化身。
　　晚近出土的郭店楚简有《鲁穆公问子思》一篇，记录了下面的一段对话：
　　鲁穆公问于子思曰：“何如而可谓忠臣？”子思曰：“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公不悦，揖而退之。成孙弋见，公曰：“向者吾问忠臣于子思，子思曰：‘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寡人惑焉，而未之得也。”成孙弋曰：“噫，善哉言乎！夫为其君之故杀其身者，尝有之矣。恒称其君之恶者未之有也。夫为其〔君〕之故杀其身者，效禄爵者也。恒称其君之恶者，远禄爵者也。为义而远禄爵，非子思，吾恶闻之矣。”
　　汤一介老先生读了这段简文后发出慨叹：“这是两千三百多年前的一条竹简，读它，我深感经过了两千三百多年，我国的领导者在对待批评上并没有什么进步，似乎反而大大不如鲁穆公了。”
　　的确，要说这鲁穆公还真是有点雅量，他听了子思那番逆耳高论后虽然“不悦”，总算还能“揖而退之”。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鲁穆公再有雅量，毕竟也只是听听而已，由于未能形成制度，其意义便也随竹简而尘封起来。以至于正像汤老先生说的那样，两千三百年来，中国的领导者们在对待批评上毫无进步。虽然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之类的连珠妙语在高音喇叭里播放得妇孺皆知，可能够容忍“恒称其君之恶”的忠臣的君主终归是一个也找不出。
　　《战国策》载有一段名言：“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这明显也是呼吁统治者们要具备点雅量。可是遍查秦汉以后的历史，多少称得上有点“与师处”味道的君王可能只有一个三国时的蜀汉昭烈帝刘备了，这大概就是《三国演义》能让无数读书人神魂颠倒的魅力所在吧，然而那蜀汉小朝廷终于还是没能逃脱覆亡的命运。而那些“与役处”的人主们反倒有不少享国数百年之久的！这又当作何解释呢？
　　在中国文化中，人民只能企盼统治者有“雅量”，而无权强求
　　余英时先生说：“中国人的仁政讲的是政府最起码应做到的事……政府有这个责任，倒过来讲，就是人民的权利。所以中国人是讲义务和责任，义务的对象就是具有权利的人。……所以直接的语言是‘责任语言’或‘义务语言’，而非‘权利语言’，西方亦有此二种语言。……‘人权’根本是西方的概念，在中国只有相似的观念与之契合，但不能径以‘人权’称之。最重要的差异是中西文化对于法律的观念不同。西方人权是法律的语言，中国的道德语言产生不了‘权利’的观念，只有义务的观念……但不能说中国人完全没有类似‘权利’的思想。”(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版第40－44页。)
　　余英时先生的这个解释似乎可以帮助我们理清中西文化在表述政府和人民权责关系上的差异。原来中国文化直接表达的是政府的责任或义务而不是人民的权利，西方文化的表达方式则正与此相反，此其一也。在中国文化中，仍然在用道德语言来表述政府和民众的责权关系，而西方文化则已用法律语言来表述这二者的关系，此其二也。还有第三点，即：虽然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言，中国人并非完全没有“类似‘权利’”的思想，却极少将这类思想形成有效的制度和法律，这也是不能不看到的事实。
　　譬如以“雅量”为例，统治者们可以满足人民的这种期望或要求，也可以不满足。因为那还只是一种道德“责任”或“义务”，故人民只能企盼而无权强求。在西方文化中则不然，人民有批评政府的法定权利，而政府则有倾听和接受人民批评的法定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因此就不存在也不需要领导者的什么“雅量”了。相反地，那领导者如果没有雅量，便只有下台让贤的一条路，别无选择的余地。
　　对政协会议上不让梁漱溟发言，老华侨司徒美堂感到难以接受
　　举例说来，梁漱溟在1953年9月18日的会上说：“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我要毛主席的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我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毛主席的雅量。”毛泽东答以：“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梁又说：“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
　　很明显，梁漱溟所要求于毛主席的雅量是纯粹道德意义上的，因此毛主席可以有那种雅量也可以没有，差异仅在于赢得还是失掉对方的尊敬。如果同一事件发生在西方宪政文化环境下，情形可能就完全不同了。据记载，梁漱溟发言时在场有一位旅美近70年的老华侨司徒美堂先生，他对会场上允许喧闹而不让梁漱溟发言感到难以接受，他曾三次准备站起来发言而被旁人劝止。(本书第75页)我们虽然不清楚司徒老先生为何感到难以接受，也不知道他准备发什么言，但不妨根据他所接受的美国文化加以推断。显然，在他看来，梁漱溟作为政协委员在政协会议上发言批评政府，这是他的法定权利，政府方面非但不得干扰，而且有义务排除各种干扰，进而还应保障和捍卫梁的发言权。这就是西方的法律语言与中国的道德语言的不同所在。
　　是古今之异，还是东西之别
　　中西方文化一向有着很大的差异，有人认为是“东西之别”，意即文化属性的不同；也有人认为是古今不同，意指西方文化是进化到近现代的文化，而中国文化仍然是停滞不前的古代文化。我觉得中西文化既有东西之别，又有古今之异。具体到“雅量”这种文化现象来说，应当主要是古今之异。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都知道，法律上的许多条文都是由道德规范升华而来的。譬如大陆法系民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英美法系上的“Good　Faith”(诚信)原则起初均来自道德准则。当今西方各国法律普遍保护国民的信仰和言论自由的权利，议员在议会议政还享有言论免责权。这些法定权利究其初也并非从天而降，自始即然的，追根溯源都与道德有着不解之缘。苏格拉底虽饮毒鸩，万世推尊为圣哲；布鲁诺虽遭火刑，千载追奉为英杰。足见在西方文化中，对言论思想的宽容也有一个由道德诉求发展进化为法律条款的过程。
　　同样地，中国古代法典中也有不少条文本系源自道德规范。譬如唐、明、清律中的“大不敬”，“不道”、“恶逆”、“居丧嫁娶”等等皆是。但是久已作为国人道德企盼的“雅量”却最终与律典无缘。
　　海内外学术界普遍认为，儒家的道德观念对中国传统的政治法律制度产生过极大的影响。这看法固然很有道理，但也须辩证地认识。应当说，儒家要求民对君、下对上、幼对长应尽的忠孝义务等道德观念至迟在曹魏时就写入了律典，确实早已固定化为法律的基本原则了。但是儒家要求君对民、上对下、长对幼应尽的宽仁、慈惠、友善义务等道德准则却迟迟未能形成法律的条文。所以人们至今还在津津乐道那些“雅量”故事。
　　如今有不少学者正在刻意挖掘“法律的本土资源”，何以对像“雅量”这样现成的本土资源却从来未曾留意呢，这岂不是对珍贵的传统文化资源的虚掷浪费嘛！
　　如果我们能对“雅量”这种独特的中国文化现象稍加考察，或许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
　　中国文化要想恢复其生命力，中国法律要想实现其现代化，“雅量”就不能继续停留在道德层面，而必须升华为法律。这既是全人类各个民族，东西方不同文化的共同诉求，也是法治和宪政的一项基础要件，不容或缺。如果还是沉湎于絮叨那些老掉牙的雅量故事，法律现代化就只能是痴人说梦了，中国文化可也就真的自新无望了。

上周，一纸“战略投资协议书”将佰嘉通与集富亚洲和银瑞达两家世界知名风险投资公司联系起来，上千万美元的首轮投资不仅触动了高尔夫业界的神经，也让人们深刻感受到大众高尔夫发展前景的光明。佰嘉通已经将目标指向了打造首家高尔夫上市公司，这一投资计划肯定将改变中国高尔夫发展的轨道，高尔夫运动的井喷期也将越来越近

　　12月6日，中国最具规模的全国性高尔夫运动服务机构北京佰嘉通运动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与全球知名风险投资机构集富亚洲（JAFCO Asia）、银瑞达创业投资（亚洲）有限公司（Investor Growth Capital Asia）成功签署了战略投资协议，两家投资机构将为佰嘉通注资上千万美元。对于高尔夫这一在中国发展了20年的高端运动，如此大规模的投资尚属首次。投资计划的敲定使高尔夫业内一片哗然，佰嘉通不仅成为网络搜索的热点，也迅速凝聚成一个问号，它的过去、现在、未来都披上了神秘的色彩。
　　99元吸引上千万投资

　　大多数人知道佰嘉通是因为其倡导的“99元练习高尔夫"的模式。顾客只要花费99元购买其普及套餐，就可以得到一根7号铁杆、帽子手套，外加上练习球和入门宝典等。在此之前，一般的练习场，打上200个球，花费也要在200元左右，这近一半的落差，使佰嘉通迅速成为初学者津津乐道的品牌。

　　普及高尔夫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按照国家规定需要缴纳高达23%的营业税，这无形中增加个人打高尔夫的成本。在业内，普及高尔夫的想法并不出新，但迄今为止没人能做到。佰嘉通试图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价格壁垒，打造一条大众消费者可以接受的价格线；另一个是信息壁垒，即告诉那些不明方向的初学者，给他们指出一条简单规范的学习之路。

　　这样的经营模式，在起初并不为业内所看好，简单说99元包含一根球杆还有其他附属产品，佰嘉通究竟怎么赚钱？随即，其推出的"一条龙、一卡通、一站式"的经营模式，再次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但其盈利点仍然让人猜不透。

　　就在人们疑惑的时候，佰嘉通加快了其拓展市场渠道的步伐。8月上旬，佰嘉通与世界顶级球具品牌TaylorMade达成长期战略合作计划，喊出了"强势开拓中国高尔夫大众之路"的口号。而上周与两家著名风险投资公司的协议落实，像一颗重磅炸弹另人刮目相看。

　　佰嘉通公司总裁李炎在破解其神秘创业之路时表示，佰嘉通用一种更容易接近消费者的方式迅速占领着初学者市场，在未来它所聚集的人气将成为极大的资源，相应地，它所捆绑的增值服务显得前景宽广。今天，佰嘉通的未来蓝图已经基本清晰。如果说前期它的市场动作显得疑雾重重，那么未来有了强力的资本支持，李炎也就明确了态度：“我们要打造中国高尔夫的第一家上市公司。”

　　佰嘉通要做高尔夫驾校

　　对于佰嘉通推广大众高尔夫的模式能否成功，很多人都心存疑问，高尔夫在国内发展已经20年，始终难以走出高端的光环，要把它普及开来并非易事。但风险投资公司的介入，实际上是明确地宣告：你可以不信，但投资商却相信，大众高尔夫是有着相当回报的潜在市场。

　　佰嘉通曾经给出这样的数字：美国2.5亿人，3,000万人打高尔夫；日本1.2亿人，1,600万人打高尔夫；韩国4,800万人，近500万人打高尔夫。这几个国家的高尔夫人口，已经占到国家总人口数的1/10强。而中国号称100万人在打高尔夫，其实也就50万，假如把在国内打球的日本、韩国、香港、台湾人去掉，那么，这个所谓的高端市场人数极其有限。李炎表示："我认为中国的高尔夫市场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会是个初学者、入门者的市场，还谈不上规模市场、群众市场。"

　　高尔夫肯定是白领的、大众的，属于中产阶级的运动。佰嘉通坚信，这个阶层形成的时候，就是国内高尔夫市场开始成熟的时候。目前，国内年收入在6,000-10,000美金之间的大概有1.1亿人，年收入高于10,000美金的有3,000万人。李炎认为，这些数字都说明中国中产阶级正在高速发展，现在开始推广高尔夫，时机正好。

　　集富亚洲公司董事周政宁说：“目前中国有近100万人会打高尔夫，希望学习打高尔夫的人更多，预计有3,000万人左右。对于顶端的100万用户市场，由于竞争激烈，佰嘉通不去关注，只关注底层这3,000万用户，他们的选择使我对投资抱以信心。"

　　目前，高尔夫被称为朝阳产业，从1982年全国总球场数在95座（含9洞），发展到今天仅北京周遍就有60座，这样的速度显现了高尔夫产业的吸引力。不过，业内更多流传的是，高尔夫球场并不赚钱，因为毕竟打球人数有限。佰嘉通恰恰是瞄准这个时机，李炎表示："只有参与人数总量的提升，才能促进行业转变为产业。"在签约仪式上，李炎还做了个有趣的比喻："高尔夫未入门的人永远比入门的人多，就好像汽车产业，已经拼杀得很厉害，但是学车的人还不断地涌入驾校。佰嘉通就是希望做一个高尔夫学校，把爱好者带入这个领域。"
　　千万投资仅仅是第一笔

　　佰嘉通获取资本支持的过程，是很多人关心的话题。投资公司究竟看中了佰嘉通的哪些方面？李炎坦诚地讲：“这主要是基于我们的团队拥有良好的前瞻性、战斗力、凝聚力，另外，我们的业务模式具有很强的可扩展性，既服务于想学高尔夫球的人，也服务于那些想打高尔夫牌的人。”

　　在签约新闻发布会上，集富亚洲公司董事周政宁用“大众化”、“可持续发展”、“可脱产”来形容高尔夫行业，他还风趣地讲述了双方了解的过程。今年3月，他耐心地听取了李炎的计划蓝图，2个半小时下来没有吭声，"投资人对他感兴趣的案子总是会故做深沉，在第二次交谈后，我认可了他们这种服务加教学的商业模型。"在4月到5月间，集富亚洲对佰嘉通的团队进行了考察，周政宁的评价是"这是一个有干劲、有很强执行力的团体，与他们合作很有趣味"。

　　此后，另一家著名风险投资公司银瑞达也加入其中。银瑞达亚洲中国总经理朱仁辉说：“此次战略投资的成功签署，除了认同佰嘉通的经营理念，更对佰嘉通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虽然此次协议的签署没有公布最终的投资金额，但集富亚洲的投资一般都在300万到500万美元左右，且一次性投资不超过800万美元。周政宁表示："这次投资与以前没有不同，投资在800万美元左右。"据了解，另一家投资公司的金额不会有太大出入。由此，佰嘉通获取的首笔投资额达到上千万美元没有任何问题。对于进入今后的发展期，投资公司是否会继续投入，周政宁也给出了明确的答复："会，这次是第一笔。我们投资的预期是3到4年，像3721，我们是1991年进入，1994年出售给雅虎。"
　　未来产品具有震撼性

　　在佰嘉通拿到第一笔投资后，将会有一系列的推广计划投入实施，这在目前还需保密。不过，李炎承诺：新产品一定是具有“震撼性”的，力求解决高尔夫业内消费不合理的问题，且有别于现存的所有模式。尽管新的推广计划无从得知，但对消费者而言，这一定是个利好的趋势。

　　据了解，佰嘉通正在运做购买一些练习场，以打造属于自己的练习场服务体系，提升服务本质。在资本介入后，佰嘉通成功地转向多股份制，两家投资公司对其业务的扩展模式将提出一些建议和帮助，比如有关部门会把相应的产品推荐到日本及韩国。

　　目前，对于这项投资的风险评估，周政宁也略做介绍，他表示：“在今后的执行过程中，服务品质需要不断提升，因此服务力是隐含的风险；另外，我们的合作伙伴不拥有资产。”就前期的发展而言，李炎主要担心的是推广力度问题。但相信在资本支持下，这些都不会是棘手的难题。

　　此前，投资高尔夫产业，资本运作成功上市已经有先例，这也使佰嘉通对成功充满信心。在日本，高盛集团投资的Accordia Golf已经在日本上市，是一家高尔夫管理公司，美国的宇宙高尔夫也已经是上市公司，但是市值比较小。"这两家公司主要是集中在高尔夫管理和制造业中，"周政宁介绍，"像佰嘉通这样的中介公司，既服务于消费者又服务于高尔夫商家，还没有先例。"

　　对于未来的成功，佰嘉通公司总裁李炎非常有信心，他表示：“高尔夫是一项巨大的产业，我们要获取独特的市场定位，打造属于初学者的品牌。我坚信，佰嘉通会创造历史，成为中国第一家上市的高尔夫公司。”